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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与公共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做了深入的再思考，并逐渐达成一些理论共识。这些问题包括：
“如何克服政府失灵？”
“用税收还是使用者付费的方式支付公共服务，哪一种更有效率或更公平？”
“政府安排和提供公共服务与直接生产公共服务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区别？”
“政府和民营资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能性如何？”
“在民间资本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有效监管，保证公共服务的可负担性、质量水平和稳定供应？”
对上述问题的思辩以及政治上出现的平民主义情绪，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汇聚成了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民营化（Privatization）浪潮。
当把这个话题置于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来考虑时，我们发现情况更为复杂：政府不仅要面对效率和公平等经济、社会问题，还要承担公共服务投资不足的现实财政压力。在世界银行和各地区性开发银行（如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推动和支持下，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民营化迅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用于开启诸多矛盾之锁的一把钥匙。据世界银行有关研究报告，1990~1998年全球发展中国家民营资本参与（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基础设施投资总额高达4962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基本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导向性政策，鼓励将原来由政府垄断投资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譬如路桥隧、轨道交通、能源、供气、供热、供水、污水垃圾处理、公交客运、甚至园林绿化等等逐步推向社会，广泛吸引民间资金参与投资、建设及运营，以求解决投资不足、建设和运营效率不高的问题。近年来，包括上海、福建在内的部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高速公路和水务环保项目向国内外投资者全面开放，民间投资者非常活跃，已经初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良性循环。在中国的现时语境下，我们可能更愿意把这场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瞄准“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的改革，称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市场化”。
毫无疑问，在这波“市场化”进程中，有关各方都面临着新课题。首先，政府需要考虑怎样利用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提高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成功率；如何调整政府监管体制以顺应公共服务引入市场化机制之后的变化；进而可能推动政府现行的公共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其次，国内外民间资本必定会更加关注这个新生的以前无法涉足的市场机会，其具有的大资金、长期限运作、政务关系密切的特点使得投资者对政府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运营管理风险的有效管控显得非常关键；再有，银行、信托、保险乃至证券等金融机构在介入这个市场前，必须思考应该采用何种创新的融资方式和有效风险管理措施。
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但有其理论意义，更具有实务运作的价值。我们会发现，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的同时，事实上也创造了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咨询专业服务的旺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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